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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轉折時期的情思與自省，都在於日本寫給蕭軍的這批書信中 ... 電影《黃金時代》中的蕭紅與蕭軍 文/陳嫣婧 名人信札手稿正變得越來越熱。其中，蕭紅1936年至1937年在日本寫給蕭軍的一批書信頗為引人注目——2019年，這批書信中的兩封經捐贈「安家」上海圖書館，一封現身拍場以40多萬元成交。而人們熟悉的電影《黃金時代》，片名也源自這批書信。 這批書信保存至今就是一個奇蹟，它們是輾轉四十餘載後重見天日的。更令學界感興趣的是，這批書信究竟折射出蕭紅怎樣的情緒。字裡行間吐露的，不僅僅是慣常人們以為的蕭紅對於蕭軍的情思，更有這位傳奇女作家對於未來清晰的自省。 ——編者 處境明顯好轉的節骨眼上，選擇前往日本究竟是為什麼 當時，蕭紅和蕭軍在上海剛剛站穩腳跟，寫作事業雙雙風生水起，他們之間的情感卻出現了嫌隙，但若只用「逃避」或「散心」來解釋蕭紅的赴日，似乎也不夠充分 1977年，蕭軍整理舊物時，從一包快要破爛腐朽的故紙堆中，發現了蕭紅已模糊不清的字跡。這是蕭紅在1936至1937年間寫給他的一批書信，大部分從東京寄來。當時他們還沒有分手，但兩人都經歷了一些感情危機，關係已漸漸發生微妙的變化。蕭軍決定用毛筆重新整理謄抄了這些書信，並讓它們公諸於世。 耐人尋味的是，1938年，當他們山西臨汾分手時，這批書信原本說好交由蕭紅保管的，然而陰差陽錯卻留在了蕭軍那裡。自此，他們天各一方，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蕭紅後來迅速開始與端木蕻良交往，然後結婚。1941年，蕭紅在香港去世時，大部分的手稿，其中包括還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馬伯樂》第二部，都於戰火紛亂中被端木遺失，以至於她後期整體的寫作面貌，除了已公開發表的那一部分之外，很長時間以來無人窺得，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謎。相較之下，這批沒帶在身邊的書信，輾轉四十餘載後竟還能重見天日，連蕭軍自己都不由讚嘆這是一個「奇蹟」。 1936年對蕭紅而言意義重大。這一年，距她逃離家庭，在哈爾濱開始寫作生涯已過了五年，而距離她在港離世，同樣也是五年。魯迅在這一年的秋天去世，她自己則於夏天踏上了前往日本東京的輪渡。比起兩年前和蕭軍剛來上海時，他們的處境明顯好了很多，各自的小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以自費出版的形式作為「奴隸叢書」的一種得以發表。版稅的收入伴隨著名聲而來，將他們從哈爾濱時期的各種窘迫，特別是經濟窘迫中拯救了出來。當然，這一切的幕後推手魯迅對二蕭在上海所取得的成功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可以說他們在上海建立的一切資源，包括經濟上的和人脈上的，無不與魯迅有關。然而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蕭紅卻作了前往日本的選擇，這是為什麼呢？ 根據日本學者岡田英的分析，二蕭存在著愛情上的問題，這是蕭紅去東京的原因之一，她在去日之前寫下的詩歌《苦杯》及許廣平在文章《憶蕭紅》等回憶文章中的相關表述或許可以成為證據。許廣平寫道：「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實際多少還富於女性的柔和，所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於理智。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那一個時期，蕭紅幾乎天天造訪魯迅在大陸新村的居所，後者因身體的緣故不能時常陪客，於是許廣平就不得不抽出許多時間來伴蕭紅長談。事實上，幾乎二蕭身邊所有常有來往的朋友們都看出了兩者之間的嫌隙，蕭軍後來也在書簡的注釋中承認了當時蕭紅的「身體和精神全很不好」，這使得在上海剛剛站穩了腳跟的她不顧自己正風生水起的寫作事業而執意選擇逃避。而之所以選擇日本，除了經濟上的考量之外，他們當時的朋友，魯迅信賴的翻譯家黃源，其夫人許粵華正在東京學習日語，而蕭紅弟弟秀珂作為偽滿洲國留學生也正在日留學。然而蕭紅去到東京不久，華女士就因家中變故匆匆回國，秀珂也回到上海，他在日本期間都沒來得及與姐姐見上一面，所以蕭紅在東京的這段時間裡，可以說是非常寂寞的，隻身一人，舉目無親，不懂日語，也沒有可以照應的朋友，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打算照著與蕭軍事先約定好的一年時間呆下去，縱然對故土親人的思念每每深切地折磨著她，也依舊未動歸國之念，這種程度的決心如果只用「逃避」或「散心」來解釋，似乎也是不夠充分的。 孤獨感背後，藏著更為複雜的心緒，她其實在徒然做著努力 巨大的內在能量竟然沒能被蕭軍發現並得到尊重，蕭紅對此是失望的，直至看到《為了愛的緣故》的手稿，這種失望之情跌到底部，從而產生一種「身處牢籠」之感 從這批書信的具體內容來看，孤獨自然是首要的主題。為人熟知的那個「黃金時代」的典故，就出現在1936年11月19日給蕭軍的信中。「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此外，表達寂寞之情的語句在其他信中也屢屢出現，比如蕭紅曾感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她不能習慣的，因為太安靜了，一到了晚上，竟什麼聲音都沒有了，死寂得可怕，她甚而由此認定日本人過的是反人性的生活。去國離鄉，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裡獨自生活，對時年才25歲的蕭紅來說會感到寂寞是相當自然的，這也應在她自己的考慮之中。所以我們要探討的不應僅僅停留在這種寂寞之情的合理性上，因為在蕭紅看來，這種寂寞的、只能以書信的方式維繫與蕭軍的聯繫方式，在那個時期可能反而是更讓她感到合宜的。確實，即便從二蕭之間的感情這個角度來體察，也並不難發見在這種孤獨感的背後，蕭紅更複雜的心緒。比如在對「黃金時代」的表述中，她提到了「籠子」，並且將自己的處境與他人「舒展著翅膀」的處境進行對比。這「籠子」是什麼呢？是現實環境嗎？顯然不。因為日本時期的蕭紅恰恰是非常自由的，正如她自己所說的，沒有經濟壓力，也沒有家庭的壓迫，一切行動自己做主，對比其早年的生活，這難道不正是她千辛萬苦掙來之自由的具體表現嗎？為什么正是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蕭紅反而會生出「身處牢籠」這樣充滿悲涼和無奈的感慨呢？ 這「牢籠」，似乎更應該理解為「心牢」，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捆綁，自我束縛罷。事實上在寫完這段話之後，蕭紅馬上補了一句：「均（對蕭軍的暱稱）：上面又寫了一些又引起你誤解的一些話，因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這看似輕巧的表達其實是很沉重的，它透露出了蕭紅的恐懼，她害怕蕭軍嫌棄她弱。其實在之前的11月6日，蕭紅剛給蕭軍去了一封信，談到了自己對蕭軍寄來的一篇新作《為了愛的緣故》的讀後感。這篇小說是以二蕭的戀愛經歷為基礎而寫成的，有很強的隱射性，因此蕭紅會在回覆中說：「你真是還記得很清楚，我把這些小節都模糊了去。」然而對蕭軍記憶清晰的這些細節，特別是對女主人公「芹」（以蕭紅作為原型），她又有怎樣的評價呢？在信中，蕭紅用了「顫慄」二字。她說：「芹簡直和幽靈差不多了，讀了使自己感到了顫慄，因為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她甚至讀到了蕭軍這樣刻畫芹的深層用意，乃是嫌棄芹那幽靈似的性格「妨害」了他的自由。這對蕭紅而言，在精神上是非常難以接受的。首先，她再次認識到（在去日之前她應該已經有所認識）在心愛之人眼中的自己事實上是對真正的自己的扭曲，蕭軍也許並不了解，也不願更深地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真實的她自己非但不可能是一個「幽靈」式的女人，而且是一個有著極強的自我認同，有著豐富的個性和創造力的女性。追求獨立與自由，擺脫家庭的束縛與漠視是蕭紅很長時間以來進行抗爭的原初動力，而巨大的內在能量竟然沒能被蕭軍發現並得到尊重，反而，在後者眼中，她一直是一個在最落魄的時候被他拯救，經他引導才走上寫作道路，並時時需要他來幫助和肯定的弱女子。 但對蕭軍的愛與依賴，又確實是占據了蕭紅情感生活的絕大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蕭軍也的確在某一個時刻擔當起了蕭紅「救世主」的角色。但現實生活是在不斷發展的，當二人的作品陸續發表，蕭紅的創作力得到普遍的肯定與激賞，雙方對自我的認識和定位都需要不斷更新。蕭紅自覺地做到了這種更新，而蕭軍卻沒有，他仍然停留在他們最初相識的那個關係結構里，並試圖從中一再強化自己的絕對優勢。對此，蕭紅研究專家平石淑子的判斷就顯得更全面了，她認為：「不能將蕭紅渡日的動機全都歸於與蕭軍的愛情問題，他們經由貧困和流浪最終獲得的安定時期（上海階段）反而加大和加深了兩人性格的差異，由此所帶來的裂痕才是最大的原因。」以蕭紅的敏銳與聰慧，在感受到這種裂痕所帶給她的巨大傷害之後，她雖然看似被動，事實上卻一直在主動尋求一種更好的解決方案，去日本待一段時間，也屬於其中一種。並且從這些往來頻繁的信件中我們依然可以強烈地感覺到蕭紅想要修復這段關係，改變蕭軍對她看法的努力。她希望蕭軍能尊重她的喜怒哀樂，理解她的思想，把她看成一個獨立的女性，由此她熱切地自我表達，將自己豐富的情緒變化和對新環境的種種感受都融入到這些書信中，其中的真情厚意使人感動。但蕭軍卻一次次打擊她，從這些信件中可以得知，自蕭紅離開上海後，他也隨即離開，轉去青島居住，在通書信方面，雖然與蕭紅時有交通，但熱切的程度卻遠遠不如後者。蕭紅對此是失望的，直至看到《為了愛的緣故》的手稿，這種失望之情可以說是跌到了底部，從而才能產生一種「身處牢籠」之感。蕭紅意識到，現實中他倆的關係可能是難以彌合的了，只是自己仍然被愛情的牢籠所囚禁，徒然地做著努力罷了。 痛苦與無助中，她嘗試著多方的突破，尋求著未來人生的方向 蕭紅最終認識到自己情感的源頭及創作的源頭，必須從童年，從祖父，從無功利性和不含權力滲透的「愛」中去尋找。她將這「愛」定位成一種「永恆的憧憬與追求」 然而，即便蕭紅在日期間的個人情感長久地處於低落與苦悶中，這是否等同於她在這半年時間內就毫無收穫呢？至少從這些信件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一個情感纖細敏銳的蕭紅，更能看到一個在寫作上始終抱著熱情，逐漸蛻變為一名成熟作家的蕭紅。她頻繁地向蕭軍匯報自己的寫作狀態和進度，在某一封信中甚至提到有天一口氣完成了近五千字，這對病弱的蕭紅來說實在是不小的工作量。事實上已經有不少研究者將蕭紅後期在寫作方面的突破與1936-1937年的種種變故聯繫在一起，指出了這一時期的轉折性質，它不但促使作家更成熟地思考創作題材方面的問題，更使她對自己的創寫作觀念進行了調整，並最終確定了方向。 1937年1月10日，上海《報告》第1卷第1期刊出蕭紅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這是她一個多月前在東京時應斯諾之約而寫的。斯諾為什麼會約蕭紅的稿，這仍然得益於魯迅的引薦。1936年5月底，在接受斯諾的採訪時這位當時文壇的導師級人物列舉了許多他認為的優秀青年作家，其中特別提到：「田軍（即蕭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由此可見，蕭紅在去日本前，憑藉著《生死場》至少在上海的左翼文壇已經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其成就被寄予了充分認可，且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正如研究者葛浩文所認為的，《生死場》雖然充分展現了蕭紅的創作天分，但從整體的結構，主題上來說，並不是那麼成熟，風格也尚未穩定下來。在這個節骨眼上，作家若能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向，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寫和能寫的是什麼，這將會決定其未來寫作的基本走向。 而在這篇僅500多字的自敘性隨筆中，顯然可以看到這種創作的自覺。文章雖然篇幅短小，但完全可以視為蕭紅對自己前半生的總結以及後半生的規劃。首先她含蓄地回答了自己離家出走的初衷，即一種「渴望長大」的衝動。她提到每當父親打了她，祖父便安慰她說：「快快長吧！長大了就好了。」於是，「二十歲那年，我就逃出了父親的家庭。直到現在還是過著流浪的生活。」可見蕭紅已經意識到，離家之後的她雖然於患難中遇到蕭軍，看似獲得了拯救，但也因此父親的權威角色被轉移到了蕭軍身上，從父權到夫權，她的總結是：「『長大』是『長大』了，而沒有『好』。」之所以沒有「好」，一則是因為至今過著「流浪的生活」，但更是因為，這「流浪的生活」並不等同於她最初所期冀的「自由的生活」。她仍然在權力的桎梏中，在寂寞與失落中獨自面對這冷漠的人間。然而她繼續寫道：「從祖父那裡，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之外，還有溫暖和愛。所以我就向著這『溫暖』和『愛』的方面，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也就是說，她在經歷了五年的流浪生活，從哈爾濱，輾轉青島、上海及東京之後，她最終認識到自己情感的源頭及創作的源頭，必須從童年，從祖父，從無功利性和不含權力滲透的「愛」中去尋找。她將這「愛」定位成一種「永恆的憧憬與追求」，並將它區別於之前她所經歷的大部分帶給她痛苦的人際關係。也幾乎是在同時，蕭紅開始創作中篇小說《家族以外的人》，這是她在東京時寫作的篇幅最長的一個作品，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二伯日後成了《呼蘭河傳》第六章的主人公。 所以，如果這些書信只展示了一個陷入迷惘和苦痛，並因此而顯得羸弱無助的蕭紅，那顯然是不完整的，因為在這痛苦與無助中，她同時在嘗試著多方的突破，從對過往的總結，對自身的理解和對寫作的思考中尋求著未來人生的方向。由此，二蕭的分手成了必然，而蕭紅自己日後成長為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女作家，也成了必然。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culture/9vbzzz8.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8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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